刚刚公布的《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》(以下简称“《条例》”)，其影响范围却远不局限于深圳一市。毕竟一提到数据，如今很多用户都身处极为无奈的场景：手机里的各种APP什么都想知道，可我们却根本不清楚它们知道了些什么。要想改变这种畸形局面，离不开来自法律的重拳出击和严格规范，而《条例》则代表了最新的希望。

　　《条例》中的亮点有不少，最吸引笔者的则是第十条和第十二条。根据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处理个人数据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所必要的最小范围、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，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数据处理。简单一点来说，这就是近年来被不断呼吁的“最小必要”原则。商家想获取个人数据？可以，但只能是用户在使用产品过程必须使用的那些数据，超过这个范围的就不能获取。

　　“最小必要”原则并不难理解，也具有显而易见的正确性。然而以往在实际运作过程中，商家的手总是伸得太长，非但什么数据都想要，而且没有给用户留出选择的权利。用户在安装各种APP时，哪怕明明不想对其开放部分权限，却面临不授权就无法使用的困境，最后往往只能以一种被胁迫的姿态交出权限。

　　针对这种情况，《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，数据处理者不得以自然人不同意处理个人数据为由，拒绝向其提供相关核心功能或者服务。但是，该个人数据为提供相关核心功能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。这段表述在法律上的解读是，用户不同意商家处理个人数据是一项常态化的权利，必须同意才能使用商家服务则属于特殊情况下的例外。对于这种例外的必要性，应当由商家承担举证的责任。

　　比如对于一个外卖APP来说，要求用户提供手机定位信息，属于能够证明必要性的例外情况。但如果这个APP还要用户提供读取通讯录、录音和摄像头等手机权限，就必须证明这是核心功能或者服务所必需的。如果无法举证，那么该APP就不能以用户拒绝开放录音权限为由拒绝提供服务。

　　不难感受到，这些规定直击了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内的诸多难点和痛点。当然，《条例》毕竟只是一部地方性法规，其适用范围和处罚力度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。但无论如何，随着“最小必要”原则在法律层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确认，曾经混乱无序的那些游戏规则，有望迎来更有利于普通用户的秩序重建。

　　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前，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”，要求在商品与价款之间形成可接受的公平。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，出现了越来越多可以免费获取的产品或服务。于是原有的游戏规则也遭到了彻底颠覆，用户在享受免费服务的同时也心存疑惑：商家的赢利又从何而来呢？

　　好在不久之后，新的游戏规则多少能让人看明白一点。虽然商家并不直接从用户那里收钱，但依靠积累庞大用户群所获取的“眼球”(后又被称为“流量”)，商家可以将其兑换为不菲的广告收入。比如，用户在PC端下载一个软件，如果坚持免费使用则必须接受广告弹窗，如果交费注册就能消除广告。又比如，各大视频网站也会同时存在两种营利模式，既从免费用户那里赚取广告费，也从收费用户那里收取会员费。在这个阶段，商家的种种设计尽管未必都被用户所接受，但至少各种套路还是摆在明处，用户基本可以判断自己为此承受的代价和损失。

　　然而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，游戏规则再次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变化。由于手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，几乎所有商家都相信用户手机中蕴藏着可供挖掘的巨大商业潜力，必须抢先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。哪怕现在还没想好利用获得的权限做些什么，但各种权限的后门一定是要先开好的。当这种强盗逻辑在商家那里几乎形成共识之后，结果就是诸多APP以其侵略性的权限要求，导致用户手机被迫处于不设防状态。

　　这件事情的恐怖之处在于，用户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哪些数据可能被商家偷走，更不知道商家拿到这些数据之后会干些什么。各种APP中那些精准到不对劲的推荐信息，让我们感到事情变得有点可怕，而且不知道一切会不会变得更可怕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但凡在商家与用户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，那么吃亏的必定是用户，所谓“买的没有卖的精”就是这个道理。很多时候，用户要想维护个人数据的安全性，只能寄望于商家们的下限并没有那么低，只可惜，这往往是靠不住的。

　　所以，当商家与用户之间的游戏规则出现严重失衡时，法律就必须担负起修正规则以重塑公平的职责。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《条例》只是一系列法律举措的开端，未来势必会有更多的法律条款和执法行为，最大限度地让全社会认同遵循“最小必要”原则的必要性。

（文章来源：贝果财经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