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教育的终结》作者:安东尼·克龙曼

政治正确性思想，表现在三种形式上，其中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是当时美国社会上广为流行的观念，并最终从社会影响渗入到了美国大学中。而今天我们要分析的第三种思想：结构主义，则是发源于学术思想中的。也就是说，这种思想比民权运动、多元文化主义更容易在美国教育系统内传播开来，也更容易对人文精神产生负面的影响。

那结构主义有什么样的主张呢？他们认为，世界是由人创造的，整个自然界都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，他们反对任何“纯天然”的东西。进一步来说，结构主义者认为，人类所有创造世界的行为背后，都是受到利益驱使的。



这样的观念听上去很可笑，遭受到很多的攻击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它对人文精神产生了致命性的打击。因为人文精神认可人生中一些最纯真、本质的属性，认可人性中一些与生俱来的内容，把这种朴素的人性看作是“纯天然”的品质。

而结构主义者恰恰是反对“纯天然”的，他们不认为这个世界存在任何纯天然的东西。他们坚持人们的所有行为、思想背后都有利益做驱动，根本不可能存在一种内生的价值体系，指导人们追求人生意义。他们甚至认为，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理性、自然的东西，是比盲目追求利益更可怕的行为。

不过结构主义也不是一无是处的。结构主义者肯定人的创造性价值，这一点和世俗人文主义者强调个人的作用，突破教条式说教是一个意思，都是主张发现人的作用。

但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和世俗人文主义相类似的一些主张，导致人们很难真正辨识出这种理论存在哪些伤害性的地方，会忽视他们反对“纯天然”的观念，而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才把世俗人文主义给抛弃了。

结构主义就是这样摧毁了人文精神。



既然学校不能再满足学生探寻人生意义的需求，学生就只能回到家人和朋友中，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。

但是，很显然生活场所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人生意义的地方。即使我们的家人朋友非常了解我们，知道我们喜欢什么、对什么感兴趣，但人为什么而活这个问题，是一套严谨的知识体系做支撑的学问，需要以一定的知识框架为基础。走出校门，就很难再获得这样的学习机会了。



是不是除了学校，就再也没有第二个场所可以提供这样的平台呢？也不是，除了大学，还有宗教机构。就像17世纪初，美国学院教育刚刚形成时，宗教和教会机构就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一样，在宗教系统中，人生意义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。古老的教会组织，给讨论人生意义提供了场合和资源。

这是不是意味着，此时的美国就可以回到原来教会统治时期，由教会来负责帮助学生探索人生意义呢？

当然也不是的。

首先，如果由教会来承担这一任务，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倒退。因为在17世纪美国教育系统中，教会统治下的人生意义是只有一套固定模式的。只有世俗人文主义者才主张人性的多元，宗教是否定人生意义的多样性的。教会的主张都是一元论的，简单来说很少有宗教，可以允许它的教徒们，能够同时保持对多种宗教信仰的认同。

如果由教会来负责人生意义的教学问题，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人生意义只有一个唯一的答案。

其次，宗教会在某时刻要求“智慧的牺牲”。我们在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，我们想尽办法想要解决，但实际上无论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实现的事情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教会就会出来对我们说“算了放弃吧”，教会认为到了某个时刻再去思考所谓的人生意义是没有价值的。



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信仰宗教的人，会表现出一种什么也不在乎的态度。他们之所以“佛系”“躺平”，是因为指导他们的宗教观念认为，人总有努力了也没用的时刻，最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，还是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或者其他的神。

如果让教会来承担教授学生如何探寻人生意义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学生们会变得不够主动，不会积极地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答案。



这样看来，教会不适合作为探寻人生意义的场所，而大学又把原来引以为豪的人文精神给抛弃了。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就只能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了。应该由大学来完成的任务，必须由大学来承担这份责任。

如果说大学放弃了对人生意义的发掘，这是时代发展中的不幸。但万幸的是，这种情况并非无法挽救。我们可以让大学重新认识到人文精神的重要性。而且现在社会中的一些新趋势，为复兴大学中的人文精神提供了可能。